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距今约5200至4200年，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和山西陶寺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回首5000年前的华夏大地，除了璀璨的良渚文明之外，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也逐步走进公众视野。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推动★■◆★◆★，近年来考古愈加引发社会公众的参与兴趣。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水平。

　　戴向明表示，青铜时代，铜礼器与武器，皆为国之重器◆◆，而铜就属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青铜冶铸技术就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因此★■■★★★，西吴壁等冶铜遗存的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青铜产业链的空白，而且为探讨夏商王朝崛起与获取、控制和利用铜这种重要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对于研究夏商代表的早期中原王朝文明体系和内涵也极具价值。

　　经过10年时间，周家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从2018年开始，他们的团队又转向了对绛县西吴壁遗址的持续发掘。2019年5月，有“文物界的奥斯卡大奖◆★”之称的■■■◆◆“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了评选结果。由戴向明负责，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发掘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从上千个评选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

　　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公布了重要大遗址清单（第一期）★★◆★★■，全国共有36个遗址入选◆■★★★，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名列其中，是湖北省唯一入选的遗址。

　　此外◆■，戴向明认为，在黄河下游和上游、长江上游、燕辽地区，也都有各自走向早期文明的轨迹。

　　戴向明告诉记者，之所以要发掘周家庄遗址，是因为它的规模大、规格高，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遗址之一。“通过挖掘整理可以看出，遗址上有十二三米宽■◆◆、七八米深的大型壕沟环绕。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挖掘做防护的壕沟★■■◆◆■，其中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这就与早期国家文明的起源相关联，因为所谓的文明起源★◆■★◆■、国家起源，首先是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组织◆★★■■。对于这项遗址发掘的意义，戴向明说：◆◆■■◆★“周家庄遗址的发掘工作★■◆，我们做了10余年，终极学术目的是研究晋南早期国家文明起源■■。”

　　对于西吴壁遗址挖掘的意义★★■◆◆■，戴向明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八个字来形容。西吴壁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夏商时期冶铜炉残迹、木炭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矿石、铜炼渣、残炉壁，还有炼铜时的鼓风设备鼓风嘴儿，丰富了冶铜生产链的各个环节。

　　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2007年，彼时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的戴向明带领的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考古团队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运城相关文物保护部门合作★◆，正式开始在周家庄遗址开展发掘工作★■■★★◆，至此开启了10年的考古历程★■◆■■。

　　周家庄遗址坐落在山西省绛县的横水镇，位于周家庄和崔村之间。如今，戴向明正在主持这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戴向明说：★★■◆◆★“所谓新发现，就是为解决重大的考古学问题提供重要的新资料的发现★◆◆，此次西吴壁遗址能获得这一奖项★■◆◆★■，这是对所有扎根在一线的考古工作者的认可，更是对西吴壁遗址重要性的一种认可。◆■”

　　对于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国际上普遍认为需要具备“城市、文字、冶金术■◆★■★”三要素。不过◆■■★★★，在戴向明看来，随着近年来对浙江良渚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等地的发掘，文明的体现已经不局限于■◆■■★◆“三要素”，而是呈现出符合中华早期文明自身特色的“要素”。

　　戴向明介绍■■★■◆■：“比如近年来申遗成功的良渚遗址，通过考古发现，良渚古城分三重，占地800公顷。同时，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这个庞大的水利系统★◆★★■，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此外◆★■★★，玉器、漆器、骨器制作等手工业也很发达◆◆。其中◆★◆，玉器■◆★◆★、漆器达到一个高峰。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同时，也证明了东亚、西亚◆★■★、北非的古文明起源同步，在很大范围内，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只是特色不同★◆。”

　　近年来■◆★■◆★，随着考古热的兴起，不少公众将目光投向山西陶寺遗址。不过◆★★★◆，在陶寺文化走向衰落之时，位于其东南直线公里的周家庄遗址却悄然崛起。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通知》，提出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统筹协调大遗址保护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关系的全国性指导文件★◆■◆。《通知》紧密结合大遗址保护利用实际工作，明确了推进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全覆盖、做好文物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统筹文物保护与农业农村发展、强化用地保障四方面任务★■★★★。

　　对于近年来多地加强古城址规划开发工作■★◆★，戴向明认为：■■“要强化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做到保护为主，开发利用为辅。要配合建设遗址博物馆的相关陈列展览，让文物考古工作成果真正惠及大众。■■”

　　10余年发掘与研究的背后◆★◆◆■，始于2003年，戴向明的考古工作重心从垣曲转移到了运城盆地。2003年到2006年，戴向明首先带领团队作了区域性拉网式考古调查■■◆◆■★。几年时间，他们过村走街，用脚步丈量整个运城盆地东部广阔的大地■◆★◆■。“整个田野都被我们‘扫荡’了一遍★■◆。我们对从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时期的遗址有了非常全面的把握，包括遗址的大小、规模、文化面貌、不同时期聚落面积，可以说，这个阶段的遗址应该很少有遗漏。◆■◆■◆”

　　随着近年来考古遗址不断挖掘★■◆◆★★，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规划考古遗址公园以及周边产业园区。对此★◆■◆，戴向明表示，要强化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做到保护为主◆★★，开发利用为辅◆★★★■◆。要配合建设遗址博物馆的相关陈列展览■★■★◆■，让文物考古工作成果真正惠及大众。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长期在晋南运城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先后参与并主持了山西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主持了运城盆地东部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区域系统调查、绛县周家庄史前遗址和西吴壁夏商冶铜遗址的发掘等项目研究。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专家，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中国的早期文明重新焕发生机◆■◆★★■，尤其是在青铜文明崛起之前◆◆★，实证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存在。随着大中原的兴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代◆★◆★★。